第2章 优绩主义的神话：成功学的骗局

“优绩主义是一种残酷的意识形态：它让成功者相信自己是应得的，让失败者相信自己是活该的。”

——迈克尔·桑德尔《精英的傲慢》

两个习以为常的案例

先看两个在中国家庭里每天都在发生、却很少有人停下来审视的场景。

第一个场景发生在一场亲戚聚会上。一位中年亲戚拍了拍一个初三学生的肩膀，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次月考考了多少名？”孩子报了名次，亲戚点点头，转向另一位家长：“你家孩子呢？”于是两个孩子的名次被当场比较，大人笑着，孩子低头。这个场景之所以值得记录，是因为它把一个人完整的存在，压缩成了一个可以被公开比较的数字。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用分数打招呼是一种关心。

第二个场景发生在一个普通家庭的深夜。母亲给孩子端来一杯牛奶，说：“喝完再做两套卷子，妈妈陪着你。”孩子没有拒绝，因为他知道拒绝会换来“不懂事”的评价。他做题，母亲在旁边看手机。凌晨一点，母子二人都疲惫地睡去。第二天早上六点，闹钟同时叫醒两个人。这个场景里没有责骂，没有体罚，只有陪伴与牺牲。但正是这种“温柔的压迫”最难反抗：当爱被设定为共同受苦，孩子就无法说出“我不想这样”，因为那等于否定母亲的付出。

这两个案例共同揭示了一个机制：优绩主义不靠暴力维持，它靠把“比较”与“牺牲”自然化。当一个数字被当作问候语，当共同受苦被当作爱的证明，这套制度就已经不需要警察了。本章的任务，就是把这个被自然化的机制拆开来看。

一个美好的谎言

优绩主义的核心承诺听上去无可指摘：只要你努力，你就能成功；分数面前人人平等；高考是最公平的选拔制度；贫穷是因为你不够努力。这个承诺告诉我们，社会是一场公平的竞赛，每个人都有相同的起点和机会，最终的输赢取决于个人的能力与努力。

这个承诺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确实包含部分真相。相较于世袭贵族制，以才能和功绩分配社会地位无疑是一种进步，历史上它确实为底层打开了上升通道。但问题在于，一个曾经进步的理念，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会退化为一种统治工具。当优绩主义被用来解释而非改变不平等时，它就完成了这种退化。

从理想到工具：优绩主义的三重功能

优绩主义在当代社会承担着三项彼此关联的功能。第一，它合法化不平等：既然成功源于个人努力，那么贫富差距就不再是制度问题，而是“能力差异”的自然结果。第二，它转移矛盾：当底层感到被剥削时，优绩主义把矛头引向个体自身，让你相信你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你还不够努力。第三，它制造内卷：它鼓励个体之间相互竞争而非联合，使受害者彼此攻击，而不是共同追问规则的合理性。

这三项功能合起来，构成了一种极其高效的意识形态机器。它不需要暴力来维持，因为它让被压迫者自愿地把压迫内化为“奋斗”。这就是为什么对优绩主义的批判往往不受欢迎。批判它，等于告诉人们他们引以为傲的“努力”可能并没有换来它承诺的东西。

高考：一台被误认为公平的筛选机

高考常被称为“中国最公平的制度”。在某种狭义的意义上，这个说法成立：所有考生面对同一套试卷，按同一标准评分，程序上确实减少了公然舞弊与特权。但这种“程序公平”建立在三个可疑的假设之上：它假设所有人的起点相同，假设考试成绩能反映一个人的价值，并假设这种选拔方式对社会整体有益。

第一个假设最容易证伪。农村学生获得的教育资源远少于城市学生，他们的学校更差、师资更弱、家庭支持更少；富裕家庭能为孩子提供补习、国际学校与海外留学，而贫困家庭的孩子只能依靠自己；北京、上海等地的考生进入顶尖高校的概率，可能是某些省份考生的数倍；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从小浸润于书籍与视野之中，这是一种无法用金钱直接购买、却极为关键的文化资本。高考确实在同一时刻让所有人走进考场，但它没有、也不可能抹平走进考场之前十八年的差距。用一句形象的话说：高考像一场赛跑，有人穿跑鞋，有人光脚，有人被允许提前起跑，然后我们宣布，谁跑得快谁就是赢家，并称之为公平。

第二个假设同样可疑。标准化考试能够衡量的东西其实相当有限：它衡量记忆知识的能力、在压力下表现的能力、按标准答案思考的能力。它难以衡量创造力、情商、道德品质、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与人合作的能力，以及对生命本身的热爱。一个制度若把可测量的当作全部，它就会系统性地贬低那些不可测量却更重要的东西。

第三个假设涉及教育的根本目的，我们将在第八章详谈。这里只需指出一点：即便高考在个体层面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上升通道，这一“通道”的社会成本（包括数以千万计的心理疾病、成瘾与死亡）是否值得，本身就是一个从未被认真讨论的问题。

内卷的产业形态：影子教育

内卷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有具体的产业形态。教育研究者用“影子教育”（shadow education）来描述一个特殊现象：正规学校系统之外，存在一个与其镜像般对应的私人补习系统，它模仿主流课程、随考试变化而变化，规模却常常达到惊人的程度 [10]。影子教育的存在本身就是优绩主义的一个症状。当正规学校被设计为“筛选”而非“培养”时，家庭就必须自费购买额外的“培养”，而购买能力是不平等的。

中国的数据把这种不平等写得十分清楚。关于中国家庭课外补习需求的专项研究显示，私人补充辅导（补习）在中国的参与面极广：全国层面的参与比例曾被估计在约四分之一，而城市地区的参与比例可达一半左右，农村地区则仅在一成上下 [75]。按家庭收入四分位来看，最高收入组的参与率可超过三分之一，最低收入组则不足一成 [75]。补习因此不是“有的家庭多做一点功课”，而是一条把家庭购买力直接兑换成学业位置的通道。

这导致一个恶性循环。首先，部分家庭购买补习，使他们的孩子获得优势；其次，其他家庭为了不落后也必须购买；然后，当所有人都购买时，相对位置又回到原点，但总体成本已经翻倍；最后，学校发现学生已经在课外学过，于是提高课堂难度或加快进度，使不补习的学生更加落后。这个循环的每一步都是理性的，但整体结果是集体性的损失。影子教育的另一个后果是它对教育公平的侵蚀。它把“努力”变成了一种可以用钱购买的资源，从而使优绩主义“努力就能成功”的叙事变得更加虚伪。

值得强调的是，当一个社会试图用行政手段压缩影子教育时（如中国的“双减”），它面对的正是一个结构性难题：只要筛选机制不变，需求就会寻找新的载体。我们在第八章会详细讨论这一点。

以爱为名的控制

优绩主义在家庭内部的传递机制，有一个精确的心理学名称，即父母心理控制（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它指的是父母通过内疚、羞辱、爱的撒回等方式侵入孩子的心理世界，以控制其行为与情感。

一项针对中国城乡青少年的研究专门考察了不同类型的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心理幸福感、学业功能之间的关系，发现这类控制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负面影响，且其作用机制在不同城乡背景下存在差异 [45]。这为本书开头那个习以为常的场景（母亲说“我这么辛苦都是为了你，你对得起我吗”）提供了科学注解：这句话并非普通的唠叨，它属于一种典型的心理控制技术。它的结构是把自己的付出转化为孩子的负债，把爱设定为有条件发放的奖励，从而使孩子无法拒绝，也无法反抗。

心理控制之所以比体罚更难反抗，是因为它没有留下可见的伤口。孩子如果反抗，就等于承认自己“不孝”；如果顺从，就必须放弃自己的感受。于是在这个二选一里，孩子唯一能做的，是把痛苦向内翻转，而这正是下一章要讨论的“空心”的起点。

成功者的傲慢与失败者的羞耻

优绩主义最深远的伤害，是它重新定义了人们的自我价值。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在《精英的傲慢》中系统批判了这一点：优绩主义让成功者相信自己的成就完全源于个人努力，因而“值得”拥有所获得的一切；这种信念催生了对成功者的傲慢，以及对失败者的轻蔑 [104]。

这里有一个被称为“幸存者偏差”的心理机制在起作用：我们只看到成功者，看不到同样努力却失败的人；我们只听到“努力就能成功”的故事，听不到“努力了却依然失败”的故事。于是，努力与成功之间的因果关系被系统性地高估，运气、家庭背景与社会资源的作用被系统性地低估。

后果是双向的。对成功者而言，傲慢使他们无法共情，也无法理解自己的成功中有多少是“抽签”的结果。对失败者而言，羞耻是毁灭性的：如果成功源于努力，那么失败就必然源于懒惰，于是失败不仅意味着少得了什么，还意味着道德上的污点。这种羞耻感，正是我们在第三章将讨论的“空心人”的重要来源：当一个孩子内化了“我不够好”的判断，他就很难再相信自己的存在本身有价值。

内卷的制度根源

“内卷”（involution）原本是一个人类学术语，描述没有发展的增长。在当下的语境中，它指的是这样一类状态：当所有人都在拼命竞争时，整体利益并未增加，而每个人却都更累了。一个常见的比喻是看电影：第一排有人站起来，后排所有人都不得不站起来，最终大家都站着，但谁也没有看得更清楚。

应试教育制造内卷的机制是清晰的。首先，名校录取名额有限，这构成一个零和博弈：无论所有人多么努力，录取率不会改变。其次，当一部分学生开始补习，其他学生也必须补习，最终所有人都补习，相对位置却毫无变化，这就是教育领域的“军备竞赛”。再次，随着竞争加剧，“成功”的标准被不断抬高：以前考上大学就是成功，现在要考上顶尖高校才算成功。最后，为了在竞争中胜出，学生只能无限压榨时间，牺牲睡眠、休息、娱乐与社交。

这里必须强调：内卷是优绩主义制度的正常运作方式，与竞争“过度”无关。只要评价标准是单一且排他的，只要名额是固定的，参与者的理性选择就必然导向集体的非理性结果。把内卷归咎于“家长太焦虑”或“学生太功利”，恰恰是优绩主义最希望我们做的事情，因为它把矛头从规则转向了人。

“坚毅”的陷阱：优绩主义的最新版本

近年来，一个心理学概念在中国教育话语中迅速流行：坚毅（grit）。它被定义为“对长期目标的激情与坚持”，并被宣传为预测成功的关键品质 [25]。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中性甚至正面的概念；但从结构上看，它是优绩主义的最新版本，而且可能比旧的版本更有害。

原因在于，“坚毅”把成功的解释变量完全放在了个人身上。如果成功靠坚毅，那么失败就一定是坚毅不足；而坚毅不足又是一种性格缺陷。于是“成绩不好”从一个制度问题，变成了一道道德判决。这一概念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正是因为它为优绩主义提供了一种听起来更科学、更现代的辩护。

但研究本身并不支持这种单向度的解读。一项专门拆解坚毅结构的研究发现，坚毅与坚持的动机相关，而这种动机与意义感、目的感以及自我超越的价值取向高度相关 [116]。换句话说，真正让人长期坚持的，是“知道为什么而做”的意义感。这一发现对于本书的论证至关重要。它意味着，应试教育不仅在道德上可疑，在技术上也是弄反了因果关系。它的顺序是反的：先要求坚持，再责怪学生找不到意义。

更尖锐的一点是：当一个学生在一个他不认同的目标上“坚毅”了十年，我们该称赞他，还是该同情他？坚毅概念最危险的暗示是：任何坚持都是好的，任何放弃都是不好的。但这在伦理上站不住脚：对一件错误的事坚持得越久，损失就越大。真正需要培养的，是判断“什么值得坚持”的能力。而后者恰恰需要被应试教育取消的那种探索与反思。

学历通胀：当竞争不再有终点

内卷之所以没有终点，还有一个经济学的解释，即学历通胀（credential inflation）。

这个概念描述的是：当受教育人数增加时，学历作为筛选信号的价值会下降，于是人们需要更高的学历才能获得相同的岗位。一份本科学历曾经是优势，现在只是门槛；一个硕士学位曾经是加分项，现在只是基本要求。相关研究指出，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张与学历通胀之间存在结构性关联，并会对经济结果产生复杂影响 [47]。

中国自己的高等教育扩张轨迹，是这一机制最直观的注脚。一九九八年前后，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足 10%；到二〇〇五年已升至约 26%；二〇一八年达到 48.1%；二〇二一年进一步达到 57.8%。与之对应，全国普通本专科在校生数从一九九八年的约六百万人，增长到二〇二一年的四千四百余万人 [76]。大学从“少数人的特权”变成了“多数人的标配”——这在机会意义上是进步，但在信号意义上则是贬值。

学历通胀制造了一个残酷的悖论：每个人都在更努力，但每个人的相对位置都没有改善。这不是因为个人不够努力，原因在于：“文凭”作为一种筛选工具的供给可以无限增加，而优质岗位的数量不能。于是竞争变成了一场不断加高门槛、却永远不结束的比赛。

这一分析也拆穿了优绩主义最核心的承诺。优绩主义说：“只要你努力，你就能上升。”但学历通胀意味着：当所有人都努力时，学历的含金量会下降，上升通道会变窄。换句话说，这个制度承诺的“努力—回报”关系，在结构上就无法对所有人成立。它只能对少数人成立，而它之所以看起来“公平”，恰恰是因为那些失败者被鼓励相信：问题在他们自己身上。

筛选而非培养：教育系统的隐藏功能

许多人相信学校的功能是“培养人才”。但社会学研究早已指出，现代学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台筛选机器：它的功能是筛选，分出谁是“优秀”的、谁不是，然后由社会据此分配稀缺资源 [63]。弗莱雷把这种教育命名为“银行式教育”，即知识被当作存款，学生被当作账户 [50]；而霍尔特则从孩子的视角记录了这一过程的代价：学生学到的其实是怎样满足大人对“正确答案”的期待 [60]。这种筛选通过早期分流、持续排名与层层淘汰来实现，最终只有少数人进入“精英轨道”，其余人被贴上“失败者”的标签。

这一视角帮助我们理解一个常见的困惑：为什么学校教的东西在现实中很少用得上，却依然被如此严格地考核？因为考核的重点是知识作为筛选信号的“区分度”。一种知识之所以被选中，往往是因为它能有效地把人排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许多“无用”却珍贵的能力（好奇心、审美、共情）会被系统性地边缘化。它们难以标准化，因而难以用于筛选。

焦虑的代际循环

优绩主义不仅通过学校传递，还通过家庭情感结构传递。这里存在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机制，即焦虑的代际循环。

其结构大致如下。父母在应试教育中长大，形成了“只有成绩好才值得被爱”的信念；他们成为父母后，把自己未被满足的安全感寄托在孩子的成绩上；孩子的成绩因此不再是孩子的事，而是父母情绪的调节器；孩子感受到这种情绪依赖，学会了为父母的情绪负责；当这个孩子长大成为父母时，他会重复同样的模式。

这个循环之所以难以打断，是因为它披着爱的外衣。父母是在爱孩子，只是这种爱被焦虑扭曲了。而孩子无法反抗这种爱，因为反抗“为你好”的人，在道德上是不被允许的。

打破这个循环需要一个艰难的心理动作：父母必须承认自己的焦虑是自己的，而不是孩子的。这意味着，当孩子考了一个不好的分数时，父母要问的应该是“孩子现在需要什么”，而不是“我怎么面对这个分数”。这个转换听起来简单，但对许多人来说极其困难，因为它要求一个人直面自己未被满足的童年。

这也是为什么本书反复强调：应试教育是一个社会心理问题，不只是教育问题。它不只在教室里运作，也在饭桌上、在深夜里、在那些以爱为名却令人窒息的对话中运作。

被羞辱的失败者与终身烙印

在筛选机器的出口，是一个由数字构成的等级体系：高考分数、大学排名、GPA、考研分数、考公分数。这些数字一旦确定，就会像烙印一样长期跟随一个人。“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一整套价值判断。

由此产生了形形色色的教育歧视：名校对非名校的歧视，本科对专科的歧视，热门专业对冷门专业的歧视，高分对低分的歧视。这种歧视不仅存在于职场筛选，也渗透进日常生活、婚恋市场乃至家庭关系。它的破坏力在于，它把一种人为的、偶然的评价标准，转化成了一种自我认知。当一个人相信自己的分数就是自己的价值，他就会终身活在那个数字的阴影里：无论后来取得什么成就，内心总有一个声音说：“你其实并不聪明。”

表 2.1：优绩主义的承诺与其结构性现实

优绩主义的三重罪恶

优绩主义的罪恶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意识形态的欺骗，即用“公平竞争”的神话掩盖系统性的不平等；心理的摧残，即让成功者傲慢、失败者羞耻、所有人焦虑；社会的撕裂，即制造新的阶级分化并瓦解共同体意识。

需要再次强调，优绩主义不只是一种错误的信念，它还是一种暴力。它通过羞辱、排斥与边缘化，对那些“不够成功”的人实施精神暴力，而这种暴力最深刻的后果，是制造出一代又一代空心的人：外表光鲜，内心空洞。下一章将专门讨论这种空虚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